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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加深的积累与消费间的对抗性矛盾，导致了生产与资本严重过剩，这从根本上消解了金融帝国主义的经济增长。在蛋糕无法持续做大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分割蛋糕的过程充满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的国际经济冲突将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旋律，这对金融帝国主义的稳定构成了最直接的冲击。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贸易、跨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证券投资等指标出现了显著的增长。通过采取跨国公司建立的全球性经济网络，使得垄断资本真正具有了世界性，而民族国家对本国经济生活的控制力则相对下降。不仅如此，适应于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由欧美发达国家推动确立的“华盛顿共识”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面实施进一步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干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经济矛盾不仅更为严重，而且更经常地表现为国家间的经济矛盾和斗争。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经济矛盾的主线包括两条：第一，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保持和争夺经济势力范围而引起的国际经济矛盾；第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打破原有的由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引发的国际经济矛盾。

　　随着金融帝国主义基本矛盾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经济势力范围而产生国际经济矛盾不断积累加剧，这成为威胁金融帝国主义经济稳定的内部因素。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后，美欧之间的国际经济矛盾，更重要的表现为对全球经济领导权的争夺，而商品贸易摩擦的重要性则大大下降。全球经济领导权的首要内容，是对国际金融市场秩序的主导与控制，而汇率则是夺取这一主导权的关键环节。简单看一看美元与欧元、美元与日元近30年的汇率变动史，不难发现，伴随着汇率的重大调整，必定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实力的重大变化。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促使美元相对日元剧烈贬值，美国的制造业借此实现了复苏，而日本的制造业则陷入长期性衰退。1995年签署的一系列“反广场协议”实现了美元的升值，欧盟和日本制造业步入了短暂的复苏，而美国则以制造业的衰退为代价实现了金融业的急剧膨胀。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帝国主义内部为争夺金融市场秩序主导权的斗争更为激烈，美元与欧元为争夺世界货币地位的战争一触即发。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表面上看是源于希腊等欧洲国家债务负担与财政赤字，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无疑离不开美元与欧元之间的对抗与较量。在21世纪，关乎全球经济主导权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有关碳交易与新能源市场的主导权。自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欧盟与美日之间为争夺碳交易市场主导权的争斗就从未停止过。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更是让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公开化。2012年1月1日，欧盟对所有在欧盟境内起降的飞机征收国际航空碳排放费。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为了争夺碳排放交易和新能源市场的主导权，美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启动，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迅速崛起，对美欧等发达国家构成了严峻挑战，由此引发的国际经济矛盾成为威胁金融帝国主义稳定的外部冲击力量。受限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美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矛盾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其表现形式基本上是国际商品贸易摩擦。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与美欧间的贸易摩擦更是成为这类矛盾的焦点。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以及连续8年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仅2013年中国就遭受92起贸易救济调查，比2012年增长了17.9%，其中大多数贸易救济调查来自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制造业领域巨大的成本优势，有力地挤压了这些发达国家的国际市场份额，导致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毫无疑问，制造业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仍然是吸收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领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挑战客观上恶化了发达国家的失业与贫困问题，并由此产生了更为尖锐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迅速崛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是危及金融帝国主义稳定与安全的巨大外部冲击力量。

　　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局限性将越来越突出。从20世纪开始，伴随着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者具有越来越明晰的食利特征，这一阶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积极功能日渐萎缩。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后，垄断资本借助于金融化，在运动形式上发展到极限，金融垄断资本攫取了前所未有的高额盈利。但是，这种高额盈利的绝大部分是通过金融投机和掠夺实现的，其背后是实体产业部门的相对萎缩和金融泡沫的恶性膨胀。金融垄断资本固有的投机、欺诈、掠夺和寄生性，已经成为否定金融帝国主义历史合理性的有力依据。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现代股份制公司普遍存在自我激化、自我强化的软预算约束综合症。特别是在股份制金融公司中，软预算约束的特征更为普遍和突出。在缺乏约束的条件下，金融公司的经理阶层具有更强烈的投机特征。为了满足金融投机的需要，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交易品被创造出来，并迅速成为现代金融机构的主要利润来源，而为实体产业部门提供融资与咨询的传统业务则完全退居次要地位。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外汇交易量在1977年至2010年间增长了233倍，交易业务（尤其是债券和外汇交易）占最大几家银行2010年营业收入的80%。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短期性投机日益成为资本获利的唯一途径，疯狂的投机活动弥漫着全球金融市场。

　　显然，投机盛行的金融业绝不是经济进步的表现，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的严重障碍。纽约大学托马斯·菲利蓬教授认为，金融交易急剧扩张的结果不是金融资产更为清晰的定价，实体经济部门没有从中获得更好的金融保障，社会其他部门也没有从中受益，它的存在与扩张对于经济进步而言毫无意义。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勋爵也表示：一些金融活动根本没有从复杂难懂的方式中增加价值，相反却造成了金融不稳定，对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产生了巨大危害。当金融泡沫破裂以后，作为罪魁祸首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势力，反而最先享受到政府的巨额救助；他们的金融投机与欺诈行为造成的恶果，反倒要由普通工薪阶层民众来共同承担。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一个结论：投机、欺诈、掠夺和寄生性是金融帝国主义的固有特征。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丧失历史合理性的主要表现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客观上瓦解了自身存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越来越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进步。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盛行的金融投机和欺诈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丧失历史合理性。

　　第一，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但高盈利的金融投机和欺诈反过来严重抑制了产业资本积累活动，这从根本上瓦解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续基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主要发达国家（G7集团）的投资活动自1980年以来逐步萎缩，1980—1990年间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2.8%，1991—2000年间这一比重下降到21.5%，2001—2008年间继续下降至20%，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4年间更是跌至18.2%。《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的数据表明，美国资本积累萎缩的情况更加典型：1962—1985年间，私人固定投资和私人非住宅固定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1% 和10.7%；但自80年代中期金融化趋势增强后，这两个指标不断下降，1986—1998年间分别下降至5.8%和6.2%，1998—2012年间更是降至3.0%和3.8%。不难看出，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产业资本积累活动呈剧烈萎缩态势。没有了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已扩张到极限，资本开始丧失价值增值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续基础被资本本身所瓦解。

　　第二，长期的生产性投资是生产力进步的必要条件，而金融帝国主义倾向于抑制生产性投资的增长。伴随着金融化，垄断金融资本大大强化了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控制，非金融企业的治理模式和收益分配模式不断向垄断金融资本靠拢。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股票期权等薪酬制度设计为大资本所有者与高级经理阶层的利益融合提供了手段，二者已经结成新型联盟，前者参与企业高层管理，后者可以通过巨额薪酬变成所有者。这种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导致企业的收益分配明显向垄断金融资本倾斜，股息利息红利所占份额显著提高。詹姆斯·克罗蒂的分析显示，自经济金融化以来，美国非金融企业向金融市场的支付金额持续增加。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其支付金额占现金流的比重只有30%，而从1984—2000年间，这一比重上升到50%左右，1989年和1998年更是高达76%和74%。在这种收益分配模式下，非金融企业的投资呈现出强烈的短期化特征，金融资产成为投资的首选，而周期长风险高的新技术研发投资则无人问津，生产力的进步也因此受到严重限制。